“开始之前，先唱首歌吧。”
7月的一个下午，《春风十里》吹过几年前的北京工体，第一次吹向了北京的一家书店。很多人或许也是第一次在书店里听一支乐队的现场，当伴奏忽停，几十人的人声合唱在原本安静的书店里竟透出些别样的暖意。这是一场有些特别的新书分享，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聊聊书，也唱几首歌。
谈及十年前《春风十里》的走红，鹿先森乐队主唱郭倍倍回忆说，当时“大家都觉得完了”， “一个乐队的第一首歌就有如此大的回响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”。而后的十年，他们被掌声淹没过，也被争议包围过。这是一支不那么像乐队的乐队，他们的部分成员到今天还在从事另一份朝九晚五、强度很高的建筑行业工作，郭倍倍自己也“活过好几次人生”。起起伏伏的十年里，他们和每个听过他们歌的听众一样，面临着各自的选择与坚持。
郭倍倍在舞台上读写给歌迷的信。
在音乐人身份之外，郭倍倍把自我中更加“敏感”的那部分放进了这本新书《十万》。他形容这是一张“无声的唱片”，书里记录的是他自己，但也不全是他，也是每个人不断接近自我的那个过程。采访中，我们聊到很多歌词背后的故事、哪些歌来自“诗”；聊到十年间那些“迷茫”与“选择”；也聊技术带给音乐领域的冲击。在郭倍倍看来，在AI能几分钟生成一首歌的今天，有人格的作品反而会越来越珍贵，人们也会愈发怀念每次“现场”，你我共同在场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共鸣。
《十万》
作者：郭倍倍
版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6月
音乐本身不会成为快消品
新京报：很多读者和听众是通过《春风十里》知道你们的。当年写这首歌时是怎样的心境？
郭倍倍：《春风十里》是一个生长起来的东西。它后来的发展其实完完全全超出我们的预期。这是鹿（先森）的第一首作品，作为乐队成立的开始，我记得最开始写了一半，没写完，后来是因为着急发布，才把它完成。
一个乐队的第一首歌就有如此大的回响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我们当时甚至都觉得“完了”，以后的路怎么走啊？但它确实也成了我们的名片，引领我们走到了今天。坦白说，这首歌早就已经不属于鹿先森了，它属于听过的每一个人，歌里藏着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和春风。现在回想，我觉得它能被很多人听懂，或者说很多人之所以能从里面听到自己，是因为它有很浓烈的一种情感在，至今还没有燃烧殆尽，当春风每年吹起的时候，这首歌它又会回来。“歌里的二环路、鼓楼的花香，还有远方的山，吹向你的风，以及当时的你都早已消散，但我们却具体地、匆忙地、不可磨灭地随时光长大。”
音乐可能跟文学都是一样的，它不会成为一个快消品，尽管它有可能有快消品的属性，比如工业力和市场需求，但实际上音乐本身不会成为快消品。有一些作品，有一些文字，它会在人生不同阶段里回想起来，依然有新的感悟，仍然熠熠生辉的感觉。
鹿先森乐队，2019年工体演唱会。
新京报：这十年间，后来每次重新再唱起它时，感受会有变化吗？
郭倍倍：（笑）这10年以来，印象中可能只有一场没有唱这首。除了当时因为不可抗力，几乎我们的所有演出都会有这首歌。实话实说，其实一度真的不想唱了，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认为我们是“一首歌乐队”。但后来，有位调音老师的一句话很触动我，他说其实大家买票来这里看演出，他并不在乎你是谁，或者你知不知名，他只是很想去听自己想听的东西。这些时候，你不再是这首歌的作者，只是一个表达者，或者说一个媒介，每个人都在听他们关于这首歌的那段回忆。
一开始，这首歌也被不少人诟病。很多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，想看看之后还有没有作品能超越它。我们一度压力也很大，但后来想开了，我们没有想过要超越哪一首作品，作品是没有办法被超越的，也没必要超越。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独立存在的意义，所以我想《春风十里》也好，《华年》也好，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那些收听量没有那么高的、很自我的作品也好，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我，跟《春风十里》是一样的。我们不太在乎那首歌好与坏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吧，就是要去写真诚和隽永的东西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至于它到底火不火，跟我们的创作没有直接关联。
与写诗相比，歌词有功能性，不能那么“自我”
新京报：你在序言中说，《十万》是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。它有点像发行一张音乐专辑，但是会少一些焦虑，会更从容。同样是创作和自我表达，写歌和写下收录进书中的这些文字时，会有怎样的相同和不同？
郭倍倍：说实话，其实这本书的反馈，我倒不是特别在乎，真的，我更在乎可能比如唱片或者一首歌。当它出版之后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再属于我了，我把它做完之后，交予了世人，所有人此后的品读都是有不同心境的。就像书的扉页所写的那样，翻开这本书就像是去倾听一个陌生的灵魂在自我之地的降落。
我又不是什么作家，是吧？但是，也许你会在这里看到自己，看到这样的灵魂在字里行间，他的那些悲喜，他所在的这个团体中每个人的生动，还有我们所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，这个是我们想给到大家的。
这一次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领域吧。也许它就像一张无声的唱片，记录音乐之外的声音，也帮我们记录这10年的时光。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，叫《十万》。取这个名字主要还是因为，这十年以来，我们都不算是多厉害的人物，但是可能每一次发声，每一个音符，包括在现场的每一次交谈，掌声，这都是一个微小的时刻，而所有这些微小的震动和共鸣，积攒起来也会振聋发聩。
新京报：书中写，过去十年间，你断断续续写了三百多首诗。其实鹿先森很多歌的歌词也是诗一样的语言。我很好奇，在那些歌被谱上曲成为一首歌之前，它们最初都是有感而发随手写下的一首诗吗？三百多首诗并不是每一首后来都成了歌，诗和歌之间的那个“界线”（如果有的话）是什么？
郭倍倍：其实对我来讲，诗歌跟歌词有的时候还是分开的。特别是在近几年，我会越发觉得歌词有一些功能性，它可能不太那么自我化了，不太那么任性。比如说我们10周年的主题曲《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回响》，我觉得它就是有功能性的一首歌，它记录我们，同时也要给予别人，是这样的东西。它不是说你真的很自我，在一个地方就写出自己。但每张专辑里总会有那么一两首，就是特别自我、任性，我就没打算让你听懂（笑），我就是写自己。
至于诗和歌，我认为它是这样一个关系，诗歌有可能成为歌词，但不是所有的都会成为歌词。诗歌的“产出”对我来讲会更容易，因为我会在任何时候突然写下这些东西，就像一种游戏，我不会在乎所谓的韵脚，也不会在乎平仄，也不会在乎它的规整，它就是文字，就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，甚至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，比如喝得足够多的时候（笑）。我觉得是文字带着我走的。有可能彼时彼刻发生的人和事情，具体的我都已经忘记了，但是那时的情绪是被记录的，这是我认为的诗。
就歌词来说，确实诗意是相通的。我很喜欢一些有诗意的歌词创作，比如董玉芳老师的《父亲的散文诗》，还有唐映枫的一些作品。说到鹿（先森）的歌，有一些的确是从一首诗来的。比如《你的诗行》，其中有一句是“7点45分/我蘸夕阳为墨/为你写黄昏”“你美得能从千里外取我双眼”“就像说重逢的人相信重逢”，（笑）这种词，我现在都不敢写，但那个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觉。
还有一首《第一次看见你时，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》。这也来自一首诗，但它音乐性上的东西可能要高于歌词本身。这首歌的编曲特别庞大，如果大家看过现场的话，这首歌通常会被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，当声光电起来的时候，它的声压和整个冲击是很强的。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一位老师，在歌曲最后加入了一段女性声音的念白，在庞大轰鸣的音乐中，她念诵出最主要的那几句，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忽然看到的那一抹清新的颜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诗意化的转载。
郭倍倍手稿。
AI不需要有悲伤，但人正是因为悲伤才璀璨
新京报：这本书的书名和你们的一首歌“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”也有关联。在过去这十年间，于你个人和乐队而言，最迷茫或者说最“难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郭倍倍：确实，这些年乐队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起落。一开始前三年的时候，真是现象级啊，一上来三年就上工体，5000人马上售罄这种，放到现在也很难。但要是按这种节奏再往下走，其实很危险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些人的情感的发生，有可能会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有可能承载的压力和焦虑会更大。
在最高峰的时候，我们参加了一档节目，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冲击。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批评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也在发生变化。乐队一下子相当于到了一个拐点，降入了一个低谷。同时，这个时候疫情也来了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心态上的改变，崩塌重组，也都在那个时候，展示出了团队的优势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安慰。毕竟那时，全世界你都是指望不上的，你只能指望身边的这几个人。我们也在那个时间梳理出接下来的一个方向，并且很坚定地认为，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未来的道路。
在那个时期，我们出了第三张专辑，歌名就代表了我们当时的心境。海明威在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当中的一句话，我很喜欢其中一个翻译版本——“世界击倒每一个人，但是有一些人在心碎处站立起来”。 随着全球恢复正常，我们也开始慢慢走出来，开始新的旅程。
另外一张专辑取名《滔滔》，是《道德经》里的一个思辨，流水不争先，争滔滔不绝。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是大开大合的，也不是说大红大紫，特别是对于做音乐的人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。我们要做的东西就像流水一样，它是永无穷尽的，是滔滔不绝的。它跟有多大的关注度无关，而要持续产出，要持续地去写，去表达，去分享。
新京报：这本书写了很多人，你也反复在说“人”永远是组成事件的关键因素。过去十年间，这支乐队没有换过成员，也没有人想过离开，你说和“那些时刻”息息相关。
郭倍倍：这样的时刻还挺多的。我记得我们的主音吉他手董斌之前说过一句话，后来成了表情包，时不时大家还会在群里发，就是在那段很艰难的时期，他说“冷静回到音乐上”。确实再回看，还会觉得朴实真挚，因为一切东西你都控制不了，控制不了这个市场，控制不了前途的走向，我们只能尽力控制自己，尽力知道此刻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
我在书里专门写了一篇《在场》。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是不可能一直保持巅峰的，当然人也不可能一直在低谷里，所以总会找到一种平衡，我们叫动态平衡。动态平衡就是困难强了，我们就弱一点，我们强了之后，让它再弱一点，我们不要硬刚，因为那样一定会折断的。在市场低迷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好做内容，好好创作；又在高峰期的时候，那就去更好地珍惜和表达。是这样。所以对未来，我会更有信心。
鹿先森乐队。
新京报：“冷静回到音乐上”，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感触也很深。因为最近AI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其实挺大的，包括可能大家会用AI生成一首歌，那个歌也挺好听。我不知道作为音乐人而言，你们怎么看AI的这种冲击？
郭倍倍：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其实现在AI没有特别威胁到创作本身。AI现在确实解决了一些效率上的问题，尤其在技术领域，它确实有一些帮助。AI现在在音乐领域它能解决什么呢？比如它编曲的流程，它可以帮你去做量化的东西。以前我们要靠人去画那个高音低音的线，现在AI可以迅速给你生成这些。它可以帮你修音，以前都是要靠人工的，它可以把这些都减少掉，让混音师做最后那一步。
但实际上，作品本身，最终谈的还不是技术和编曲，而是一种表达。我还是想提到华语音乐它的核心，是有人存在，才会有文字的存在。你看《父亲的散文诗》这样的东西，你怎么让它写？它没有爸爸呀，对吧？（笑）AI是可以模仿所有的这些形式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真正有经历、有人格的人，而一个人是会犯错的，AI很难犯错，这个错误就是艺术里最重要的东西。当AI这个工具越普及的时候，有人格的作品，反而更加珍贵。
新京报：你提到错误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，这个观察很有意思。可不可以结合一些例子，比如这个东西可能它其实是个错误，但大家会很喜欢歌曲里的这个部分？
郭倍倍：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。其实人呢，大家还是爱听忧伤的歌。说实话，我们只能记得住忧伤。欢乐的歌很难被记住，大家也不太愿意去听别人有多快乐。
而忧伤，本来就是人性中的一个bug。你要按机器人来说，它是个bug，它不需要有悲伤，但是这种悲伤才是所有艺术璀璨的来源。我被伤害，被爱情伤害，我还歌颂它？这本来就“不对”，（笑）是吧？它从繁衍上来说就不对，但是这种不对，它才是艺术最重要的来源。人只有在感到悲伤的时候，才会想留下点什么东西。这是人最重要的部分。可以模拟，但是模拟和真实是有界限的。再像的赝品，它也是假钞，哪怕我识别不出来，它也是假钞，它是本质上的区别。人是因为悲伤才璀璨。
有一些经典传承的作品里，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有趣的历史，里面其实是有犯过错误的。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，比如音准有哪几句是不对的，但是它听起来就是很厉害，我就是要故意留下来它。这是瑕疵，但这个瑕疵才成就了一首作品的不同。很多歌也要去现场听，因为现场音乐的魅力是实时在跟你共振，它的声压、人在现场的错误，跟耳机里是两回事。
当然，我不否认AI的普及总体上是一件好事，我也等着用它“养老”（笑）。但我还是坚持，人的东西就是人的，我还是想用笨办法去做音乐，去看，去吃，去爱，去受伤害，然后去穿越，去做那些原始的事。
新京报：对一支乐队而言，现场也许是格外重要的吧？
郭倍倍：（笑）现场的绝大部分变动都是因为“舞台事故”。其实在大家看到的每一场演出背后，都有特别多人在幕后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。哪怕你只演20分钟，你可能要将近半天的时间或一天的时间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，然后保证这个20分钟它是完美的。
最近一次挺有意思。我们在七月初参加“318音乐节”，是在川西那边有条“最美公路”318国道附近，平均海拔3800米，最高海拔4100米。这其实是个挑战，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那么高的地方演出，大家在正式开始前也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有高反。中间换场有20分钟时间，我们上去接乐器，就在这20分钟里，我们的键盘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反。后来整个团队做了很多临时调整，最后还是坚持演完了，台下观众可能看不出来她有什么问题，但其实她当时已经冷到发抖，喘不上气来了，幸好最终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同时我们也认识到，下一次不能再去这么高的地方，3800米已经到顶了（笑）。
类似的事还有很多。很多时候没有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么光鲜亮丽。也不是说它有多伟大，但它就是这样的复杂。
鹿先森乐队演唱会现场照。
我们确实要尽力地走向自己
新京报：书中写，《弱小的我啊》是一次“自我救赎”，它也是一首去年底才发的新歌。去年写出来这首作品，对你来说算是铭刻着一次人生中的阶段性转变吗？它似乎是一次与自我中某些部分慢慢和解的过程？
郭倍倍：我现在会觉得，我们确实是要尽力地走向自己，就是要把这个我呀放回自己身体里。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是比较复杂的。你要让我解剖我自己，会发现把它打开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优点。你要说我勇敢吧，也没勇敢到哪去。你要说我有决心，但我其实又犹豫又自卑，然后还比较“怂”，有的时候又回避冲突，又有讨好型人格，这很复杂。但还是那句话，音乐有的时候会变成你的一种引领，你要说它是信仰会有点大，但是音乐确实成为一种人生参考。
《弱小的我啊》发布以后，这首歌确实是在拯救着我。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正好在住院做个小手术。小半年的时间折腾，在医院里，你躺在那儿，会发现什么事情都不重要。你只想回归你的生活，你只想健康。你天天笼罩在一种奇怪的、压抑的氛围里，你会听到夜晚的呻吟、抢救声，你会体会到人间的疾苦，最终会发现人只要躺在这里，什么都别说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着，活着就很好。那段时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我的自卑是存在的，如影随形，那我就要跟它并存，未来还是要带着它往下走。
新京报：你当初是怎么决定以后就是要做音乐的？
郭倍倍：我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拨人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了我的选择。但选择是一说，真正要去做是另一说。其实毕业之后，我也去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，但后来发现确实不太适应那样一种节奏和生活状态。当时，家里也不是很同意我辞职，纯靠音乐也不可能有什么收入，但我还是在转正会那天坐火车来了北京，谁也没说。这件事情给我的家庭、我的父母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
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你说值不值得呢？我现在可能有了一些成绩，做音乐做了这么久，而且被人承认了，现在家里人也不说了。但如果不是呢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用倒推这件事情去解释你的决定对不对。你只能在那一刻去相信自己的决定。而且我是认为不管你走出哪一步，它都是对的。这一路上也有很多次决定，也有很多次分水岭，但那次我认为是很关键的一次。
新京报：书中还写到两个人时也很让人感动。一个是姥姥，另一个是水生。一个是生命的来处，另一个是漫长余生中那些随时有可能在“毫无准备的时间中交汇”的“陌生人”。聊聊他们吧，什么都可以，提起他们时，你会想到些什么？为什么说“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干净，需要普通再普通的夜晚”？
郭倍倍：我觉得遇到水生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必然的，不是水生也是闰土。那段时间，我很着迷于在每一个城市里演出完就自己留下来好几天，把这个城市系统地走完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我都会随机走进一些酒吧，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水生。当时听他介绍自己时，我就很受冲击，“今夕是何年”。他说他刚来这个城市，很喜欢听民谣，经常会自己来这里，喝一些酒，我觉得就像每个城市刚刚落地的年轻朋友一样，他们会在这个城市里孤身一人，然后去展开自己的方向。那个时候有迷茫，有孤独，但是又有憧憬。
《水生》不是当下就写好的，是回来好几个月之后，某一天夜晚，我突然又想起了他，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完了。其实我也是他，他也是我，他是那个阶段的一个缩影，有千千万万个水生存在着。
你我本就是今夜
行路的陌生人
坐在所有迷失的城池里
三言两语度余生
你我本就是今夜
最寻常的陌生人
在别人记忆中停留又走
对么
水生
——《水生》
鹿先森乐队演唱会现场照。
至于《姥姥》是唯一一首至今还没发布过的作品。我不是姥姥带大的，但确实在她身边生活过，而后有很长一段人生和她并没有交集。但从我妈妈讲述的关于她的只言片语里，我能感受到一位来自农村的女性，她不识字，但在那个年代有种特殊的伟大。她们像银针一样撒落在华北平原，和乡村里所有的母亲一样，是一种丰碑式的人物。
她的晚年和她的离去让我觉得就是无声无息的，但是这种无声无息又是一种振动。姥姥去世的那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还在公司开会，然后接到我妈的电话，我妈在那头哭，说“妈妈没有妈妈了”。那句话让我非常难受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你别看她是因为年老走掉的，在我所有的印象里，她就是姥姥，是一个长辈，但她也曾经是少女。我觉得，她是真正回到了少女那个时候，她重新回到了她自己本身。
从此春天就是你了
土地也是你了
思念也没用了对吗
你说要看我们的
反正大家早已长大啦只是
你别忘了
走啊走啊走啊
你说走就走啊
一句也不说么
风太大了
下次还是留下吧
——《姥姥》
郭倍倍手稿。
新京报：书里还提到很多你彼时彼刻正在读的一些书，比如韩江的《白》、库索写的京都的小酒馆……最近在看什么书？以及有哪些书是你会经常重读的？
郭倍倍：最近在看的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旧书，郁达夫的《浓春日记》。为什么有意思呢？我本来当睡前读物看，但是越看我越觉得，日记里的郁达夫和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他不一样。他在日记里有太多太多次喊口号了，上一刻还在写“我明天定将去写作”，然后马上他就去喝酒，跟朋友聚会了。原来每个时代都差不多，这个年龄段都一样。
说起常回看的，我更喜欢看看莫言和贾平凹这类写土地文学的人。我还喜欢看余华和严歌苓的一些东西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作家我很少看。可能因为时代不同，你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时代苦难压在身上的感觉，或者说，这个时代也不需要那样的东西，但是我会回顾，就像在品读那个时代的人，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。
作者/申璐
编辑/张进
校对/赵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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